对话贵州红色文化:历史转折中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正门(资料图片)

1964年11月毛泽东题写“遵义会议会址”

编者按

2015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回望历史,贵州人无比自豪。八十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一系列重大会议,中央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激战娄山关、智取遵义城……中国革命实现了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贵州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福地”和“圣地”,1935年也因此成为贵州历史上绘就最亮丽风景的重要一年,红色文化成为多彩贵州文化之魂。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和贵州日报社联合在2015年推出“对话:贵州红色文化”系列专题,旨在认真学习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段曲折、悲壮和伟大的历史,以增强贵州人的文化自信和发展自信,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好地投入到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康建设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5年1月15日是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纪念日。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贵州红色文化的最大亮点。为此,本报推出“对话贵州红色文化——历史转折中的遵义会议”专题访谈,就有关话题摘要阐释。

专题　访谈

嘉宾:徐静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

覃爱华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丁凤鸣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

余福仁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决策咨询处处长

主持人:刘爱　贵州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

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主持人:很多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和党中央乃至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嘉宾:简单地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红军和党中央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和党中央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带着笨重的物资,沿着赣、粤、湘、桂边境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一路苦战,到1934年12月初,虽然突破了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仍无视敌情,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又使党中央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可以说,由于“左”倾错误在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的恶劣影响,导致各根据地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挫折,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损失惨重,中国革命已经濒于失败的边缘。

主持人:为开好遵义会议,会前有哪些铺垫或准备?

嘉宾: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先后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铺垫、奠定了基础。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会后,红军于通道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采纳了毛泽东向遵义进军的建议,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成为伟大转折的开端,是遵义会议的奠基。之后,红军进入贵州腹地。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的决定,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是遵义会议的前夜。会后,中央红军随即抢渡乌江、进占遵义。这些都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