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贵州红色文化:历史转折中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及其历史地位

主持人:请简要介绍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与会人员。

嘉宾: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司令部驻地(黔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即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即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和伍修权(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主持人:请简要介绍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

嘉宾:会上,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周恩来随之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人员都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主持人:请简要介绍一下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决定。

嘉宾: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指挥军事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议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主持人:遵义会议是不是到此就算结束了?

嘉宾:不能简单地这样看。作为遵义会议的补充和决议的落实,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途中,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8日,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鸭溪一带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当时党中央最主要的领导机构,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主持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今天该怎样评价其历史地位?

嘉宾: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作了高度的评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