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回放
记者
我们注意到，“三变”改革连续两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贵州“三变”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据我所知，这项改革最初是您在六盘水工作时进行探索和实践推动的。请问，当时改革的背景是什么？
李再勇
我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三农”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大量外出农业劳动力日趋减少，贵州常年外出就业农民887万人，其中跨省就业615万人；农村“空巢”资源闲置日趋增多，农民外出后，有的承包地撂荒，房屋、生产工具等闲置；传统农业短板日趋凸显，贵州省特别是六盘水市，山高谷深、耕地破碎、生态脆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农业规模小、成本高，抵抗市场价格和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弱，农业在“四化同步”中短腿问题越来越凸显；优质农产品供需矛盾日趋突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安全转变，贵州有生产绿色优质农产品的生态、气候优势，但由于农村资源、资金、农民分散，限制了优质产品的集中规模发展和市场销售。这些因素叠加，使得“三农”发展遇到了瓶颈，亟需以更大力度推进新一轮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聚焦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出台了一系列“三农”优惠政策，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三农”工作重要思想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结合贵州实际，提出了农村“三变”改革，为破解以下难题探索路径。
一是着力解决全面小康短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必须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2013年，我到六盘水市工作，当时全市农村贫困人口有76万，贫困发生率近30%，大多数贫困人口分散居住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石漠化严重的深山区，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通过农村“三变”改革，把中央和省里的优惠政策与本地生态、气候等优势结合起来，做强产业，探索一条农村脱贫新路径。
二是着力解决生产力三要素分散问题。市场经济告诉我们，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优化农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组合，特别要提高农民组织化、产业规模化、产品市场化程度。我们通过农村“三变”改革，解决分散资源发挥不了作用、分散资金效益不好、分散农户干不了“三分散”状况。
三是着力解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分”得充分“统”得不够问题。马克思主义把一般生产力分为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包产到户以来，一家一户经营“分”得充分，激发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由于农户分散，土地难以集中，村集体经济日渐弱化，“空壳村”大量出现，传统农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弱势，很难让农民富起来。我们通过农村“三变”改革，强化“统”的作用，推进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实现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让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得到更加有效发挥。
四是着力解决共同富裕道路上两大突出矛盾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有两大突出矛盾：一个是平均数与大多数的矛盾，比如，当时六盘水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9个市州中居第二位，但农村贫困人口居第三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结构不合理，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仅分别占27%和1.63%。另一个是“先富带后富”的制度安排还需进一步完善，一些先富群体不愿意或不能很好带动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我们通过农村“三变”改革，优化要素组合，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有效促进先富带后富。
五是着力解决共建共治共享水平不高问题。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不仅对“五位一体”提出新的要求，而且对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一大考验，而“三变”改革为共建共治共享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
记者
您刚才介绍，农村“三变”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脱贫攻坚，那么，在“三变”改革经验带动下，贵州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如何？取得了哪些良好效果？
李再勇
我们坚持把“三变”改革作为精准脱贫的“新引擎”、农村综合改革的“牛鼻子”、农业供结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让更多贫困户参与增收、更多集体经济增长、更多农村资源增值。过去五年，贵州有446万贫困人口通过特色农业、旅游等产业扶贫实现脱贫，“三变”改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2017年，贵州实现农村“三变”改革县域全覆盖，233万农民变股东，带动脱贫致富效果日益显现。
第一，通过“三变”改革激活生产要素，释放产业扶贫潜能。资源变资产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聚集土地、房屋、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充分激活各自能量。资金变股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整合财政投入的城乡建设发展、扶贫开发等资金，撬动各类社会资金投资。农民变股东让增收的渠道多起来，通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参股入股成为经营主体的股东。
第二，通过“三变”改革促进还权赋能，夯实产业扶贫基础。依法依规抓好确权登记，规范产权交易，强化合同管理，开展“两权”抵押，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利益共享、流转规范”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产业扶贫提供产权保障。
第三，通过“三变”改革推动绿色发展，提升“四大价值”。把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作为最大的辩证法，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农业种下“绿色希望”，为工业贴上“绿色标签”，为城市书写“绿色未来”，努力提升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百姓富、生态美的新路。
第四，通过“三变”改革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增加群众收入。“三变”改革让农民成为农村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上的受益人，通过入股分红、平台务工、创业就业等渠道获得多重收益，实现由“旁观者”向“参与者”“打工族”向“主人翁”转变，稳定增加了收入。
具体来说：一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增效。全省农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998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128亿元，粮经比由51:49调整为38:62，“三品一标”产地认证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1.2%。二是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671元提高到2017年的8869元，贫困发生率从18%下降到8%以下。以六盘水市为例，48.7万农户成为股东，其中贫困户14万户；受益农民160.3万人，其中贫困人口40.2万。三是促进了集体经济增强。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均增长12.5%，达到58亿元，消除80%的“空壳村”，部分市县全面消除“空壳村”，村级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四是促进了农村生态增值。打造了464个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完成营造林2882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5.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县城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7%，山水林田湖、草花鸟鱼虫生态系统得到保护和修复，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强化，生态效益不断显现。
记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您认为“三变”改革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城乡统筹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再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推进“三变”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认为，“三变”改革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意义重大，将有助于城乡要素优化重组、有助于农村劳动力整合高效利用、有助于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有助于激活闲置资源资金、有助于培育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助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有助于农业机械农用技术推广使用、有助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有助于化解农村纠纷促进乡邻和谐。我到基层调研，乡调纠办的同志告诉我，过去乡里主要纠纷是土地山林纠纷，推行“三变”改革后，大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纠纷减少了70%。
可以预见，通过“三变”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贵州的农村面貌、农村生产组织形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精神文明、乡村治理必将取得全面突破，“三农”发展将会实现新跨越，并将极大地推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
记者
您刚才提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根本上是要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你们以“三变”改革推进城乡统筹方面作了哪些探索，下一步如何在全省更好地推进城乡“三变”改革？
李再勇
我们提出城乡“三变”改革的目的，就是用股权纽带将各方利益联结起来，让全体人民在城乡“三变”改革中成为“股份市民”“股份农民”，成为城乡发展和治理的“股东”，积极参与到产业链发展和价值链分配上来。
去年以来，我们在农村“三变”改革基础上，在贵阳市探索城市“三变”、全域“三变”，取得了积极效果。一是通过股权纽带构建发展共商共建机制。完善公共资源配置、政策引导和社会帮扶机制，让市民（农民）特别是城乡低收入群众有资产入股；建立项目、经营主体选择和监管制度，让市民（农民）入股的资产能保值增值；建立公平透明的政府配股“进退”机制、市民（农民）股权收益分配机制，形成“我参与、我付出、我收获”的良好格局。二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让乡（村）、社（居）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大项目好项目中去，让集体经济在收入分配中发挥公平调节功能，让乡（村）、社（居）有人办事、有钱办事，让基层党组织在带领市民（农民）发展致富过程中增强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号召力。三是通过解决“三分散”问题增强发展动能。抓住城乡资源、资金、市民（农民）分散的主要问题，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最大限度把城乡资源整合起来、资金集聚起来、市民（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产业化水平，发挥“三集中”的最大效益。四是通过“先富带后富”机制构建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我们选择有责任感、有信誉度、有实力的企业搭建产业发展平台，让老百姓参与合作经营，让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企业，通过股份经营带动贫困群众发展致富。五是通过提高市民（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配强领导班子、建强干部队伍，建立完善城乡合作经济组织章程、村规民约，构建党的领导与各种经济组织和市民（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衔接互动的治理体系，提高市民（农民）组织化程度，把分散的“游击队”变成产业大军，在发展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引导他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六是通过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心构建成果共享机制。以城乡“三变”改革促进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心，构建发展共建、社会共治、成果共享机制，努力打造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利益联结的共同体，让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出彩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
通过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的经验探索，我们认为，城乡“三变”改革，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动、优化重组、互联互通，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先富带后富”、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下一步，要注重“三个环节”，做到“八个坚持”：
“三个环节”：一是让居民资产可入股。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居民自愿将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知识产权等入股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股份权利；通过政府优先配置资源和资金，让城乡低收入群体享有股份权利，使居民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实现“人人有股”。二是让入股资产可增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政策优势，选择商业价值高的产业和项目，选择有社会责任感、有实力的经营主体，搭建产业发展平台，让居民的股份实现增值。三是让资产收益可分配。居民按股权比例获得收益。建立公平、透明、合理的股权进退机制，确保入股公平、退股依法。政府或集体配置给低收入群体的股份，待低收入群体收入达到一定标准后按章程逐步退出。树立“不劳动不得食”的导向，让有道德、讲诚信、守法纪、参与劳动的人优先入股，避免养懒汉。
“八个坚持”：一是坚持以党委政府为主导。“三变”改革在各级党委领导和政府组织下，相关职能部门各尽其能、各负其责，既坚持改革大方向，又大胆探索，攻城拔寨、取得佳绩。二是坚持以城乡居民为主体。突出生产资料共有、生产主体共建、生产受益共享，让城乡居民特别是困难群众有收益。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居民主观能动性，勤劳致富。三是坚持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支持龙头企业与政府融资平台合作，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市、县平台公司逐步向实体化转型，在“三变”改革中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入股、购买企业债券等方式吸引居民和社会资金，打造一批有竞争力有带动力的实体经济项目。四是坚持以重点产业为平台。大力发展有地方特色、有市场竞争力、民生需求大、经济效益好的产业。在试点期间，可以选择一些风险小的产业。长远来看，要考虑产业链、价值链，比如农村生态产业，把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农工贸旅互动、一二三产融合，充分挖掘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大健康等产业价值。五是坚持以工程项目为载体。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停车场、生鲜超市、污水处理厂、社区养老、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建设，让居民的股份实现增值，提高资产性收益。六是坚持以股份权利为纽带。聚焦内涵是“股”、关键是“变”、核心是打造“股份居民”，以股权纽带把分散的资源资金劳动力整合起来，将各方利益联结起来，让全体居民成为发展和治理的“股东”，积极参与产业链发展和价值链分配。七是坚持以依法治理为保障。尊重居民和经营主体意愿，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防止少数人侵占资产和股权，维护居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权，保障居民民主权利。八是坚持以共享发展为目标。优先考虑城乡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及特殊群体权益，为其配置股权，筑牢同步小康的共享基础。全方位全领域打造“五位一体”利益共同体，构建共同拥有发展机会、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命运共同体。
总的来讲，城乡“三变”改革既要深入思考做好制度设计，也要大胆探索实践，这些思考、制度和探索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要在积极推进中不断改进完善。改革有一个容错机制，但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