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版面截图
“腰里别着一口刀，日起陡子上高毛，转过坳口到龙湾，日落万丈下凉桥。”这是一口刀村民世代传唱的歌谣，深刻地反映了该村地理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的状态。然而一切都在悄然改变，如今村民们的生活已不像歌词传唱的那样。
一口刀村，这个地处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因所在地山势陡峭，形似一口立着的大刀而得名。“刀面”，即一口刀村的海拔最高处，距离山底1170米。
近年来，贵州的交通已不再受距离的限制，绵延的群山成了新的挑战。开山凿石，修通公路，人类的发展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铜仁市崭新的公寓楼里，杨翠红的一组照片贴在墙上。自今年6月搬离一口刀村，墙上的照片讲述了搬迁后这半年来的变化。
一张照片是37岁的她和家人在搬家之前的留影，另一张照片是她们一家和村民扛着家当，历经长途跋涉来到铜仁市新居，还有一张则是她和家人坐在新家的沙发上微笑着合影。
免费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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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翠红是一口刀村913名搬迁户中的一员。一口刀村山高路远，资源贫瘠，号称“刀背上的村庄”，是贵州省一类贫困村之一。
政府按照一人20平米左右、四人以上为一户的方法为从沿河县、松桃县搬迁过来的村民分配免费公寓。在村民入住之前，房子的装修和家电的安置已经全部由政府安排妥当。政府还组织村民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便于在市里找工作。
从今年夏天搬到新居后，杨翠红每月做清洁工能挣1500元。政府后来帮她找到一份新工作，为当地烟草公司做质量监控，每月2000元的基础工资，还有绩效奖金。
杨翠红说：“我们在村里是存不下钱的，种庄稼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她和丈夫只能轮流外出打工，留下来一个人在家照顾三个孩子。
杨翠红只上过两年小学，认识一些字但不会写。丈夫在浙江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回家一趟。
他们的女儿朱海璐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海璐的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她。”杨翠红说。
“海璐说，刚到这儿的时候她还不适应当地的口音，但她学得很快，现在和朋友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头几个月每天放学她都回家待着，现在她也和其它女孩一起约着出去逛街了。”
海璐比市里的孩子上学晚，通常17岁的孩子已经上高二了，但她刚上高一。
杨翠红回忆着说道：“孩子8岁才开始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学校。那条山路太危险了，我们不放心她太早上学。”
两年后，海璐就要参加高考了，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公务员。
杨翠红说，住在市里很方便。“我们家在村子边沿地带，如果有人生病了，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沿河县里的医院。如果病得很重，得靠亲朋好友背出去。”
除了齐全便利的基础设施，杨翠红对自来水之类的居家设施也是满心欢喜。“我们在村里用水不方便，一星期才会用木桶接着洗次澡。不过我家有位年长的亲戚花了好长时间才习惯用马桶。”
自2016年以来，沿河县340多户人家搬到了铜仁安置点 杨军 摄
有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村民，自然也有不配合搬迁的。这些不配合搬迁的村民也给当地官员的工作带来了不少挑战。
“最初很难说服村民搬到市里，因为他们世代都生活在村里，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会种地。如果到了城市，怎么讨生活？”铜仁市驻一口刀村的公务员肖涵说出了大多数村民的顾虑。
他说：“火葬也是个问题。农村的传统丧葬方式是土葬，他们害怕被火化，不能落叶归根。”
社区意识
公共服务可以跨越方言的障碍。重新搬迁的居民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多数也都不了解彼此，政府通过组织一些像龙舟赛及歌唱比赛，建立联系，增强社区意识。
政府正在制定一个计划，给当地居民提供可以种植作物的土地，以此来缓解他们对新环境产生的疏离感。
朱勇学做了一口刀村30年的主任, 他表示尽管政府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对于村民来说，生存的挑战仍旧存在。
“在铜仁这样的小城市，要找一份工作其实不容易。这个城市，产业都还在开发中，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一直在变动，城市的很多规章制度都需要他们去遵守。”
虽然很多迁移进城市的孩子能很快适应学校的环境，可是仍旧有部分适应得比较艰难，在英文这样的教学科目上尤其明显。
不过，他与他的同事还是想说服大部分的中年人搬离原来的生活。
“在村里我还很年轻，20到40岁的都已经搬出这里了”，55岁的邓再发说。
虽然有点薄地，邓再发还是觉得经营餐馆更赚钱，每年5到7月的旺季，他的餐馆就能有1到2万的收入。
旅游收入
朱涵和村民代表邓再发就易地扶贫搬迁问题展开讨论 杨军 摄
2011年，当村里的道路修建起来后，游客陆续被引进来了。过去，去思渠镇一口刀村需要在乌江坐船2个小时到达沿河县，然后再加上1个小时的脚程。而现在去沿河，仅仅只用1个半小时，从镇上开车也仅要15分钟就到村里。
因为地形原因，一口刀村的种植环境很糟糕。全村的可耕地面积仅占全村面积的7%，只有60公顷。其中，又只有5%可以拿来生产需水量较大的作物，比如说小麦。
因此，村民通过种植玉米来维持生计。剩余的除了喂猪，村民还会拿到外面的集市上，交换像大米这样的村里不能种植的粮食。
村民重新迁置，可以让更多土地得以充分利用，除了玉米，这里还能种上药草和花生等农作物。
肖涵表示，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的农民，都会成为公司的股东，村民们在未来的10年，都能拥有企业等比例的股份。另外，公司也会雇佣村民作为自己的劳务员工。
据沿河县县长何志刚介绍，村里的一些土家族老房已经被改造成文化遗产，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最后所得的盈利，将分配给搬迁的村民。
同时，铜仁市相关部门、企业会给每一户人家提供至少一个工作机会。
杨翠红所在的碧江区响塘龙社区服务中心目前已经帮助了90%村民找到了工作。
一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会辅助农户，帮助搬迁。
服务中心有三张桌子，第一张是为了帮助低收入的村民申请政府津贴而设；第二张则是为了帮助他们将乡镇健康保险转移到城市；最后一张是帮助孩子入学当地的学校。
去年自从主要的建设工程结束后，来自沿河县的340户就搬到了响塘龙安置点。
另外，社区还建起了社区诊所，便利店，以及带有锻炼设施的广场。目前，幼儿园，超市，公共广场以及文化活动中心还在建设过程中。
更高的展望
朱爱勇夫妇在自家烤鱼店里打扫卫生 杨军 摄
家住一口刀村的村民朱爱勇认为，搬迁到铜仁，比起出省打工更能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好的未来。
他今年37岁，之前在江苏省务工，知道这个易地扶贫搬迁后便回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怀着他又一个孩子。
对于妻子怀孕，朱爱勇说：“因为一直有这个传统，我就想有个儿子。实际上我们已经无力再多养一个孩子，如果我知道我会搬进城市，我应该不会再有生儿子的想法了。
1999年朱爱勇就外出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响塘龙开了一家烤鱼店，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的父亲经常在外务工，母亲在家养活他和他的兄弟。在高一的时候，因为要维持家里生计，朱爱勇便辍学了。
“上学需要很多钱，所以我离开，想去挣钱了。其实这很遗憾，我应该多读些书，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未来。”回忆起曾经因为不会电脑而辞去可口可乐公司工作的经历，朱爱勇感到有些遗憾。
尽管花了一个月培训计算机，朱爱勇还是觉得非常吃力。但四处工作的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
“村民们只知道种田，种植作物，对于其他的几乎一无所知。” 朱爱勇说。
朱爱勇的2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13岁，已经在铜仁，另外2个还在村里由老人照顾。
“我想把他们都带到城市里来，有个好的教育，让她们享受到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原文见中国日报12月18日头版转6、7联版 英文链接：http://www.eguizhou.gov.cn/2017-12/18/content_353236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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